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理论与实践、世界与民族、历史与时代的有机统一。我们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进程中，始终把握时代特征和实践要求，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出了一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之路。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大力推进理论创新，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这一重要论述，既概括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征，又明确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生长点所在。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论结晶，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有机结合的产物，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
理论的特色，就是理论的内容和形式所表现出来的风格、气质和特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有机结合起来，正确回答时代提出的重大课题，具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特色，是指它从实践中产生、在实践中发展、用实践来检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基础，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进行的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就是坚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作为理论生长的基础、发展的动力和检验的标准，把改革发展过程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重大实际问题统一起来，把求真务实、开拓创新作为主导价值追求。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涉及的重大理论问题同时也是现实生活中的重大实际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重在解决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发展道路的问题；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重在解决党的历史方位发生重大变化后如何加强党的建设的问题；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重在解决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问题。这些重大问题，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塑造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特色，是指它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具有鲜明的“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没有现成的答案，没有固定的模式，只能从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进行实践探索，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它深深扎根于中国大地，散发着中国这块土壤的浓郁气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特色，还表现为它不仅是当代中国建设、改革与发展实践的理论升华，而且是中华民族智慧、民族精神、民族文化的当代传承，是马克思主义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有机结合，同时注意吸收借鉴世界各民族文化的优秀成果。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时代特色，是指它始终体现时代精神、反映时代要求。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科学判断时代主题的变化和世界发展的趋势，正确回答时代提出的重大课题，带领中国人民紧跟时代前进潮流，推动我国以世界上少有的速度持续快速发展起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这既是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适应时代主题变化的必然要求。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我们党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时代内涵和时代特色。这种理论创新是在立足现实与引领未来的结合中向前推进的，是在顺应当今世界时代潮流和当代中国发展要求的统一中不断发展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是进一步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和凝聚力的必然要求
实践性、民族性、时代性，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征。《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160年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宝贵经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以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的历史。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强大生机和活力，就在于它具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当前，我国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面临许多新课题新矛盾。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是进一步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和凝聚力的必然要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只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新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才能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关键在于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
实践永无止境，创新永无止境。在新的发展阶段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必须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为此，必须按照党的十七大的要求和部署，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
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一大法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理论创新的每一次重大进步，都是以解放思想为先导和条件的。解放思想，促使我们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既借鉴世界经验又不照搬别国模式，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保证党的创新理论更加符合中国国情、符合时代要求、符合人民利益、符合发展规律。当前，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改革攻坚面临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产生了新课题新矛盾。解决这些问题，要求我们继续解放思想，勇于变革、勇于创新，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大力推进理论创新，从而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更加鲜明。
改革开放不仅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也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的强大动力。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使马克思主义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实践相结合，与迫切要求创造美好生活的当代中国人民共命运，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只有在改革开放这一新的伟大革命中，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才能深深植根于充满生机的实践沃土，既积极回应实践的呼声，又不断从实践中汲取营养，愈益呈现出鲜明的实践特色；才能与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要求有机结合，并深深熔铸在整个民族的创造活力之中，愈益呈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才能更好地弘扬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始终走在时代前列，自觉反映时代大势，愈益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
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必将为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提供新的内容。在新的发展阶段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具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是在新世纪新阶段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战略任务，也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为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提供了新的内容。（国防大学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 执笔：颜晓峰 杨永利 刘光明）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最新概括
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伊始就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一部波澜壮阔的中国共产党史，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即在实践中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并将实践经验进行升华，创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 80多年来，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从实践层面讲，第一次找到了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第二次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找到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从理论层面言，这就是在不断向前推进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29年看，包括十七大在内，我们党召开了6次代表大会。如果说每次代表大会都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那么刚刚闭幕的十七大，对改革开放29年来、特别是十六大以来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科学总结，则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最新发展。它的一个显著理论成果，就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经验和理论创新有两大最新概括。
一、“十个结合”：改革开放以来历史经验的最新概括
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后历史发展的伟大转折，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的历史起点。从那时以来，我们国家的面貌、我国人民的面貌和我们党的面貌都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大变化。十七大报告回顾了改革开放29年的历史进程，对取得伟大成就的基本经验作了最新总结。十六大在总结1989年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13年的历史时曾讲了“十个坚持”，说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怎样加深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所积累的丰富经验。
十七大对改革开放29年来，我们党怎样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进行新的伟大革命，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使中华民族强大起来的历史经验，进行新的总结，讲了“十个结合”。这就是：“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党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把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起来，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结合起来，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把促进改革发展同保持社会稳定结合起来，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结合起来。”这“十个结合”，是全新的概括。它有这样几个特点：
一是体现了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结合”理念，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总要求的具体展开。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这不是一句空话，它有丰富的内涵。但是，要将其丰富的内涵科学地揭示出来，需要长期的理论研究，对各个方面的实践经验加以科学总结。过去从这样那样的角度或层面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历史经验作过不少总结。但是，近些年来，直接地将怎样具体结合，在哪些方面结合放在一起展开一一论证，在党的重要文献中还不多见。这是第一次具体说明29年来我们党在上述10个方面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重要文献。这样实实在在的概括具有开创意义，对迎接改革开放30周年，进一步总结历史经验作了重要的理论准备。
二是体现了对29年历史发展的多维把握，具有与时俱进的全面性。对历史经验的概括，全面性是最基本的，但29年的时空跨度不小，要概括得全面准确并非易事。这“十个结合”的概括从指导思想、基本路线到基本纲领和基本方针政策都包括了，涵盖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诸多方面，既有长期坚持的一贯结合内容，又有与时俱进的最新结合内容。它体现了历史性特征和时代性特征的有机统一，为明年进一步总结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经验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初步基础。
三是体现了对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对立统一的把握，彰显了党的思想认识和方针政策的辩证性。既然是讲“结合”，其前提就是存在着矛盾着的两个方面，“结合”就是将矛盾着的两个对立方面统一起来。从“结合”角度进行总结，凸显了认识辩证法的光彩。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当代中国创新理论的最新概括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理论的发展，如同实践的发展一样，其速度之快、成果之多、影响之大，在党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十三大首次勾画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十五大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创新理论概括为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邓小平理论。十六大将十五大后的创新理论概括为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又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荣辱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建设和谐世界等等。这些都属于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对这么多的创新理论怎样表述，就不能不将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两大创新理论和十六大以来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加以整合。如何整合？胡锦涛同志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这是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的最新概括。这个最新概括至少有这么三大优点：
第一，它突出了理论体系的本源性。自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念以后，这些年来，我们党不仅将探索的道路称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且最初对改革开放以来一系列新的理论观点的概括，用的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称谓。十五大指出，由于“它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我们党把它称为邓小平理论”。十六大讲“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时说得清楚，它是邓小平理论的继承与发展。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讲科学发展观等新的理论时也指出，它们是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因此，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科学称谓将改革开放以来的创新理论加以整合，突出了理论体系的本源性。
第二，它突出了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源性。改革开放29年来，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胡锦涛同志在报告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所以，这个最新概括能突出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源性。还应当指出，过去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没有明确的界定，十七大报告首次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还说：“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从理论上说，这也是一个最新概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内容。
第三，它突出了理论发展的开放性。小平同志说过：我们要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作为其经验总结的理论也会相应地与时俱进，理论创新的成果会越来越多。如果不加以整合，对一个又一个的创新理论如何表述会成为很大的困难。十七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称谓，就可以将以后不断发展的创新理论都统统地包括进去。胡锦涛同志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这就说明了这个科学称谓的开放性。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关系的最新解读
在十七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新概括后，不少人提出问题：这个理论体系为什么不包括毛泽东思想？难道它不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过去讲的“始于毛，成于邓”怎么解释？这里需要厘清三个问题：
一是关于近现代中国与当代中国的时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是个理论概念，也是个历史概念，即有一个对当代中国历史时限如何界定的问题。对近代中国、现代中国与当代中国三段历史如何断代划分，见仁见智。因为对它的认识是动态的，随历史的发展而变化。比如对“近代中国”，其上限起自1840年“鸦片战争”，已成为定论。它的下限划在何时？过去将其定在1919年五四运动之前。近些年来，史学界基本形成共识，认为应划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那么对“现代中国”如何定时？如果“近代中国”的下限定在建国之前，那么其上限无疑从新中国成立算起。它的下限呢？这里首先有个是否划分现代中国与当代中国的问题。不同学者有不同看法。我以为，“现代中国”与“当代中国”的时限划分，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次重要文献的说法，都将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划分建国后历史的一个界限。小平同志早在1979年3月就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转折，这是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开端。随后又讲“界限的划分是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些年来，党的主要领导人的讲话都是这么认识的。十七大报告也指出：1978年，我们党召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因此，对这个断代的时限是清楚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个有特定内涵的历史概念。尽管它是小平同志在1982年十二大开幕词中首次提出的，但如十三大报告所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既然是“开始”、“开辟”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历史起点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新时期。这即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胡锦涛同志的报告也是这样认定它的时态的。报告开宗明义讲“旗帜”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回顾十一届三中全会29年历史成就时，是将改革开放作为“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来讲的，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意义上讲的。还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这说明“当代中国”的时限是很清楚的。既然有时限的明确区分，讲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理论，就只能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二是关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与创新理论的内涵。马克思主义是个宏大的理论体系。就理论传脉而言，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包括其中，并且构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一脉。86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大理论成果，可按照实现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区分为基础理论与创新理论（这个区分是相对的。就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而言，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是基础理论。以后随着历史的发展，目前视为创新理论的也会发生变化）。作为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可视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作为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则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创新理论。为什么这样区分呢？因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既相通又相异。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尽管提出过许多好的和比较好的思想观点，如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这在第二个《历史决议》中已有论述。但是，由于在总体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因而，毛泽东思想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不系统、不完整，认识的局限性和历史的印记很明显。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虽然在党的八大前后有良好开端（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重新探索的起点），但最终没有真正找到。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个什么样的道路，过去没有完整界说。十七大报告首次作明晰概括，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显然，这个界定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不断实践创新的结果，是当代中国关于社会主义的创新理论。自十四大提出“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以来，尽管没有对基础理论与创新理论的区分作明文规定，但这个区分事实上是明确的。十四大报告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心内容是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十五大报告还指出：“坚持邓小平理论，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十七大报告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时，说它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这些都是在基础理论和创新理论的关系上讲的。按照这个逻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界定，就只能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创新理论。
三是关于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渊源。十七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这实际上说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渊源关系，也就是说，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渊源理论，而不是本源理论。所谓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渊源理论，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对此，小平同志曾经说过：“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正是基于这个认识，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非常流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于毛，成于邓”的说法。应当指出，在提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理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以前，这个说法反映了当时的历史实际和认识水平。但是，自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以后，还有其他创新理论的不断提出，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这不仅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有了很大变化，而且对“始于毛，成于邓”的说法要作具体分析了。若就我们党提出要将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找出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个思想而言，即从指导思想的方法论而言，从更为抽象的哲学理论上来看，完全可以继续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于毛，成于邓”。但若就当今提出的一系列创新理论而言，特别是实行的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标志而制定的那一套方针政策而言，则很难再说“始于毛，成于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新概括，是在这个体系的本源意义上讲的，就此而言，不包括毛泽东思想。如果从渊源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那么“始于毛，成于邓”的说法仍然成立。（石仲泉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